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亦称唐代铁牛，位于永济市城西十五公里，蒲州城西的黄河古道两岸，各四尊。铸于唐开元十二年（724），为稳固蒲津浮桥，维系秦晋交通而铸。元末桥毁，久置不用，故习称“镇河铁牛”。因黄河变迁，逐渐为泥沙埋没。1989年8月在蒲津渡遗址上经勘查发掘，处于黄河古道东岸的四尊铁牛全部出土。距蒲州城西墙51米，距西城门110米。铁牛头西尾东，面河横向两排。伏卧，高1．5米，长3．3米，两眼圆睁，呈负重状，形象逼真，栩栩如生。牛尾后均有横铁轴一根，长2.33米，用于拴连桥索。牛侧均有一铁铸高鼻深目胡人作牵引状，现已露出地面部分高1．5米，肩宽0．6米。四牛四人形态各异，无一雷同；铁牛雄健壮硕，头昂角矫，目似怒，耳如听，造型逼真；铁人体格健壮，英勇魁伟，形象动人。大小基本相同，据测算，铁牛各重约30吨左右，下有底盘和铁柱，各重约40吨，两排之间有铁山。从出土铁牛的位置推测，河西岸也有同样的4尊铁牛、铁人、两岸由每根长约540米、直径30毫米的铁链锚在牛柱之上，由铁链数根连接架设浮桥，浮桥在河心诸岛上经过，成为两岸经济往来的重要交通要道。据文献记载，蒲津桥，是我国黄河上创建最早而又延时最长的一座浮桥，也是唐代黄河三大桥梁之一。 蒲津渡是古代黄河的一大渡口，位于永济市古蒲州城西门外的黄河东岸。蒲津渡自古以来就是秦晋之交通要冲，历史上有很多朝代在这儿修造过浮桥。据《春秋左传》记载，昭公元年，秦公子咸奔晋，造舟于河。《初学记》：“公子咸造舟处在蒲板夏阳津，今蒲津浮桥是也。”《史记·秦本纪》又载：“秦昭襄王五十年（前257年），初作河桥。”张守节《史记正义》谓：“此桥在同州临晋县东，渡河至蒲州，今蒲津桥也。”以后东魏齐献武王高欢、西魏丞相宇文泰、隋文帝都在这儿建造过浮桥。唐初，河东为京畿，蒲州是长安与河东联系的枢纽。开元六年（718），蒲州被置为中都，与西京长安、东都洛阳齐名。开元十二年（724），为了加强对唐王朝的大后方河东地区及整个北方地区的统治，唐玄宗任命兵部尚书张说主其事，改木桩为铁牛，易笮索为铁链，疏其船间，倾国力对蒲津桥进行了大规模的改建。《通典》、《唐会要》、《蒲州府志》均记载此事。据记载当时冶铁结链为揽，熔铁铸牛做墩。竟用去17万多斤的生铁，相当于当时年产量的四分之一。有宋一代，蒲律渡仍是黄河的重要渡口之一。宋朝黄河水泛滥成灾，将浮桥冲断，八只铁牛被冲到下游的泥沙中。有一个怀丙和尚在两艘大船上装满泥沙，然后将船开到铁牛沉没的地方，让熟悉水性的人带了很结实的绳子，潜入水底，将绳子绑到铁牛上，绳子另一端栓在船上，怀丙和尚指挥众人把船上的泥沙铲入河中，河底的铁牛依靠大船和自身的浮力，逐渐离开河底悬在水中。人们奋力划船回到浮桥处，将铁牛拖回原处，使两岸的浮桥重新连接起来。金元之际，浮桥始毁于战火，只剩下两岸的铁牛。后来因三门峡水库蓄洪而使河床淤积，河水西移，铁牛被埋入河滩。 今蒲津渡遗址，西距黄河堤岸2．8公里，隔河遥望陕西省朝邑县，东距古蒲州城西墙约六米，南距古蒲州城西门（即蒲津门）近百米。1988年、1991年对蒲津渡进行了全面的调查、勘探和科学发掘。根据发掘结果，唐蒲津渡遗址最深处距今地表6.5米。在靠当时河岸有一道曲拱梯形石堤，堤基下有密密成排竖钉的柏木桩，垒砌石条间贯注有铁锭，又以米浆白灰泥粘合缝隙,十分牢固。这道石堤明确地可以看出系分两次砌筑。在紧靠石堤处发现了四尊铁牛、四个铁人、两座铁山、三个铁墩、六根铁柱。还发现一座四米见方的砖屋遗址，门坎向东，当是管理渡口之所在。发掘中还发现了唐开元通宝、宋天圣元宝、元丰元宝、金正隆元宝等十余枚铜钱。 蒲津渡遗址是一处具有丰富遗存的大型遗址，也是我国第一次发掘的大型渡口遗址，它展现了我国古代桥梁交通、黄河治理、冶铸技术等各方面的科技成就，也直观地揭示出黄河泥沙淤积、河水升高、河岸后退的变迁过程，从而为历史地理、水文地质、环境考古及黄河治理提供了许多有用资料。 |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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